我年轻时,大部份时间忙于学习和工作,顾不上考虑别的事,自步入老年退下来以后,时间、经历多了,喜欢回忆往事,怀念故人,多年来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国立艺专同陈明同志相处的那些日子。
1938 年秋,我考进国立艺专高中部,入校不久,随校从湖南沅陵经贵阳迁到昆明,当时昆明和全国一样群众抗日情绪高涨,陈明把我们1944 届同学组成话剧队、歌咏队,到昆明近郊演出,宣传抗日,受到群众欢迎。他工作积极热情,有较强的组织能力,善于做群众工作,得到同学们的信任。他经常向我们讲抗日斗争形势和一些革命道理,介绍进步书刊,给我看的第一本书,是美国记者史诺写的《西行漫记》,从这本书里,我知道了中国红军长征的伟大事迹,真正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等等许多过去没听过的事,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。
艺专从昆明搬到晋宁县安江村,陈明同我住在一间宿舍里,有更多的接触交谈机会,在他的关心帮助下,我读了《论持久战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大众哲学》等政治理论书籍,认识有了提高,思想开始转变。特别是他经常转给我看的那些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大后方的“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冶队员们对敌斗争英勇事迹材料,深深教育着我,鼓舞着我,增强我的斗争勇气和信心。
1940 年3 月,安江村海宝山,天高云淡、风和日丽,远处滇池在阳光下熠熠发光,显得格外迷人。陈明领着黄克靖、瞿蔚春和我在这里举行参加“ 民先冶秘密宣誓,远处还有一名“民先冶老队员李玄剑为我们站岗放哨。在会上,陈明要求我们参加“民先冶必须是个爱国者、革命者,按照“团结进步,争取中间,孤立反动冶的方针,把广大同学团结起来抗日。我们新队员也都为能参加到党领导的“ 民先冶队伍中来感到光荣,责任重大,愿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民族解放事业。从此我们更加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专业,广交朋友,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
1940 年,日本侵越战火烧到云南边境,国立艺专决定迁往四川璧山县。艺专党支部利用迁校机会团结更多同学,锻炼队伍,组织以“民先冶队员为骨干的国立艺专学生进行宣传队,陈明推荐我当队长,他当副队长,当时我年轻幼稚,没有经验,他鼓励我在干中学,具体帮助我作出步行宣传计划和分工。行前,滕固校长特为宣传队题词:“腹地长征冶,以示鼓励。
一个秋天的早晨,我们背着行装和宣传展品,汇集到昆明翠湖公园,拍下出发前第一张照片,就开始我们的“腹地长征冶了。这次步行经历滇黔川三省,行程三千多里,通过蛮荒的少数民族地区,一路宣传抗战,利用宣传画、标语、访问、座谈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,唤醒民众,团结抗日,在沿途广大群众中,播下了积极抗战和民族进步的种子。步行中的生活十分艰苦。我们路费很少,吃饭都不够用,住宿只能借住机关、学校和民房。途中有些地方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无住家户,必须事先摸清情况,才好解决宣传队食宿问题。我们每到一地,先找住房,买米( 菜) 做饭,然后访问当地群众对照地图确定下一站目的地。凡要长距离行军,就得提前起床、吃早饭,摸黑出发;有时深夜达不到目的地,吃不上饭,又累又饿,有些同学脚打起泡,忍着伤痛行军。有一次在宣威境内翻越一座大山,几个同学饿倒在地,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,到哪去搞吃的? 正在为难之际,山下上来两个过路人,身上背着一条长的布口袋,我们向他们求援,经协商,同意原价让给我们两听宣咸火腿,给饿倒的同学分食后又上路了。同学们在步行中虽然吃了许多苦头,但是他们始终保持乐观情绪,没有人动摇,没有人掉队,一直坚持走到璧山县城。近三个月的步行宣传活动,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,我们也得到了一次实际的锻炼,为“ 民先冶以后在艺专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国立艺专在璧山时间不长,一年多后,又迁到重庆青木关。当时陈明是中共艺专第一任党支部书记,又是中共璧山县委负责人。“ 民先冶在他的领导下,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,学生们主办的各种墙报,几乎贴满了学生食堂。这些在校内外有影响的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。不久,从伪教育部得知,陈明与生活指导王石城先生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。在此情况下,艺专党支部一面准备撤退,减少活动,一面要求“ 民先冶队员坚持政治与专业学习,更好地为党工作。陈明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于1942 年春离开学校,以后又把“民先冶队员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南方局青委,指定李玄剑、瞿蔚春、黄克靖同青委负责人刘光同志保持联系。就这样,我们依依不舍的送走了朝夕相处三年多的战友———陈明同志。
1944 年,陈明受党的委派去了昆明,我在国立艺专毕业后不久到了皖南游击队,参加革命,从此一别四十余年,直到1988 年,我们原在云南安江村海宝山上一起宣誓的四位“民先冶队员相约在合肥,作了一次难得的极为愉快的聚会,当年的小青年都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,回忆往事,无怨无悔,当看到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由弱变强,人民生活幸福,感到由衷地高兴。一位与会同志欣然命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
笑语欢声夜不眠,艰辛与共话当年;
并肩同上革命路,谁知个中苦与甜!